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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命运在乌有之路驾驭万有

龚鹏程|命运在乌有之路驾驭万有

2020年05月08日 12:24:02
来源:龚鹏程大学堂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云南旅行时,听到楚雄某些彝族学者的论点,说彝族乃发源于楚雄一带,新出土的元谋原人及彝族十月太阳历均可证明此一文明发轫之早。其后这个拥有黑虎图腾与太阳历的民族向西北迁徙,有进入巴蜀乃至康藏的,成为川康氐羌或藏人。再往北,则成为陜甘羌族。向东北方走的,就逐渐扩及黄淮平原,再经东北,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大地。

换言之,彝族几乎可说是亚洲美洲的文明之源。我国古代的《易经》《老子》《楚辞》中均可找到不少证据。

对于这类以自我一族为世界文明中心的论调,我当然是哑然失笑的。但仔细一想,就赫然发现:这个大迁徙的想象,其实正是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基本解释。

例如清朝末年时流行的中国人种及文明西来说,就曾经影响深巨。著名学者苏雪林,花了数百万字,想证明《楚辞》所显示的乃是巴比伦的神系与世界观。其他学者论证墨子应是非洲黑人或印度婆罗门。古代中国的星宿、太岁名称,亦有不少考证,说它们源于这源于那。台湾的毕长朴先生则倡言一种中国人种北来说。此外,人类学界对于人类文明也有起于非洲北端,再逐渐扩散全球,和起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等各式主张。彝族学者所主张的,便属此类说法之一。

反对此类文明一元论的,辄主张文明多元论:各洲各有人种、各有文明,各升各火,各因各果。

虽然如此,文明多元论者亦不认为文明源生于某地之后,即定居于该地,无迁徙无交流。只不过他们通常采取区域扩散的讲法,不似文明一元论者讲得那么恢张,老是做纵横几十万里的大规模迁徙论。

古代文明间的迁移与交流,到底该恢张点说,还是谨慎点讲,很难论定,因为谁也不能断言古代人类不是像候鸟般往来迁徙的。一只伶俜燕雁,尚且每年不辞劳苦,度越万里,飞洋过海,何况是人?

若说燕雁为何总要如此不惮烦,谁也说不出。避寒嘛,自有别的办法,何苦如斯跋涉?海上风波、云中罗网,其中之凶险,实更甚于寒冷。因此,这或者只能说是物性本能。

就像某些动物,一旦出生,就开始远游;待生育期再千方百计旅行返回原生地产育,或临死时再回来。一生就在这一来一往的长途跋涉中度过了。

若问这样的生命到底意义何在?也没人答得出来,生物的本能,就蕴含着属于它最本质的奥秘。似乎动物之不同于植物,就在于它要徙旅要迁移,否则它就干脆生为植物了。

讲这么多,我要说的是:人的物性本质或本能就是要迁旅行游的,人类的文明,便也成于旅行之中。

人,这个字,在中文的构形中,象人直立之形。人立,是人的物性特征,其他动物只有少数或偶尔能够如此,例如熊。

人能站立故能迈开大步走,所以「大」字就象人行立于山川日月之间之形。文明之文,则是物相杂之形。人与人、群与群,要相互交流走动,才能杂,才成文,故古人曰:「物一无文」。

我们也可以说旅行才能达到跨文化交往,让人在文化转换之中,跨出自己的文化封域,通过碰撞、理解而逐渐融会出新的文化视野,达成新的文化创造。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文明不断创发的历程。若人一直侷限于他自己那单一族群、单一文明、单一地域,其文化就绝不能发展,因为「物一无文」。

近年欧美的旅游研究虽然很热,大谈流亡、移民、后殖民、混血儿、探险家、观光客,但实际上缺乏历史与文化视野,基本上是处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众观光旅游工业所带来的问题。

所以Laren Kaplan才会说:「旅行无疑是一个现代概念,象征着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年代中的商业与休闲活动。而『位移』更多的是指现代化所造成的群体迁移」;James Clifford则承认他所称之旅行一词,乃是与欧洲的、男性的、中产阶级的、科学的、英雄的、娱乐的事相关着。因此据他看,所有的男人都是旅行者。

他们都忘了:旅行,是如上文所说,古已有之;且是人类之物性本质,男人游,女人也游;又是各文化形成及发展之原理,故而西方现代后现代有旅行有位移,中国更多的是旅行文化及因旅行创立的中国文化。

古代旅行困难之一,在于行囊笨重,携带不便。

例如孔子周游列国,与弟子讲学不辍,势必要带些书籍,以供讽诵。惠施出游,「其书五车」,亦是如此。可是带着这一大批竹简去旅行,搬运实在费钱费工,并不容易。古罗马人旅行须雇信使,也是这个缘故。一位信使约可负重四十公斤,每一里要收两个银币,旅费还须雇主负担,花销殊为可观。

旅行也不是花了钱即能顺利就道的。

古罗马游纪中记载了许多旅途障碍,例如碰到大量青蛙、或大批免子布满路面;有时乡间道路上忽然涌来大批老鼠,有时有蛇群;或沼泽区蚊子肆虐,都可能令旅行无法进行。有些规定,则比蚊虫蛇鼠更恼人,像罗马提比略帝禁止在旅店中卖糕点,理由是吃糕点太奢侈了。尼禄帝则禁止卖蔬菜以外的熟食。原因不详。但旅行而不惯食生冷者,恐怕就只好少出门了。

出了门,而且旅行顺利进行着,也不会就无烦恼。我读《论语》时,便常想:孔子通关过国,如何申办旅行通行证?他在外地游历十几年,要不要寄信回家呢?信差或邮务,在当时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春秋战国时,通关多用「铜符」,与罗马人以青铜制作证件相似,但《论语》中不曾叙及。罗马邮政创于奥古斯都。但据记载,只是传驿,且为公文书之传讯,非一般旅人的家报书函邮递。中国古代旅人要向家人报平安、通信息,要怎么办,也不易了解。而这些,就我旅行的经验来说,可都是大事且是麻烦事呢!

我也是读书人,旅行途中不免也要带些书参考或送人,别人也常回赠我一些书或资料。旅中又必然要去逛逛当地的书店,像女人采购衣饰化妆品般,访书乃是我辈旅途上最大的乐趣。到书铺摩娑徜佯,远胜于逛街或听导游鬼扯。如此一来,行囊就立刻如堆满砖块般,庞大而且沉重。撑破旅行袋、拉断拉箱、扭伤腰背,都是必然的。更惨的,是还要多花不少钱、多呕不少气、多担许多心。

第一次到北京时,书刊资料,搜集五十公斤。当时不能通邮,只能扛到机场去。行囊因捆书太重,早已开膛破肚,用绳索勉强束紧,也不能托运。航务人员恩准我背上飞机,但须巨额罚款。罚就罚吧,虽然罚起来比买还要贵,又能怎么办?可是,这不是交钱就可了的事。他们不收美金、不收新台币,也同样不收人民币。收什么呢?只收外汇券。一国两制。所以必须再扛起这包捆得不大牢的书,气喘吁吁,跑去四处找兑换的地方。一面拉拽行李,一面翻找证件及兑换钞币,一面扛举书包,心里则急躁担心得要命,生怕赶不上飞机,将要滞留「匪区」。终于在寒冷的北京机场里,急出一身热汗,裹在大衣里,如泡了水一般。

后来北京可以通邮寄书到台湾了,也未必就便利许多。因为交通仍然不便,可邮寄海外的邮局或书店也不太多。所以买了书,常要捧着、拎着、背着、拽着去找地方邮寄。有时能借到脚踏车来捆载,或拦到一台三轮车,就庆幸不已了。

虽然劳累,但能带、能邮寄,毕竟还算好的。最苦恼的,是好不容易捡拾停当,载到机场,海关安检却是内部资料不准带、线装古籍不准带、封箱的书勒令拆开、已包裹的书须改购他们准备的箱子或改采封裹方式……。

这些规定,比罗马皇帝的禁令更难理解。扣留以后,损失不赀,又无赔偿,遂如半路遭了劫掠。封捆好的包裹,割拆以后,也不帮你贴好绑好,更让你不知该怎么办。这类状况,正如不准带酒登机,因为担心恐怖攻击,会在机上点燃含酒精的饮料,可是却鼓励旅客在机场内免税店多多买酒带上飞机那样,若不荒谬,哪显得出海关的尊严与权威呢?

这就是问题症结之所在了。人像鸟,原本是自在徙旅的。谁听过鸟儿飞行经过某国「领空」要先申办通行证、要到海关验关、在某地捕猎或啄食了食物要交税?人的世界,却用此疆彼域,区隔出种族、国家、省市等。行旅都要管束、通关都要惩罚。交税其实就是惩罚之一端!理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要旅行,增加了我们的麻烦,所以要用关税、货物税,让你「留下买路钱」。那些乱七八槽的规定,亦皆旨在申张权力、困辱旅客,俾令其不能如大鹏鸟般翱游四海罢了。

因此,所谓保障人民有居住迁徙的基本自由权,在现实世界中,实比思想言论自由更难实现。人受思想言论之箝制,多知反抗;受到迁徙自由之限制,却往往视若当然,甚或乐于为其帮凶。

故我们观察一个社会的自由度,辄可由旅行是否自由便利看。越自由的地方或时代,必然旅游风气越盛、通关验证越简易、规定越宽松、邮务电讯与交通越便利。

在各个城市入出通关,看见巍峨的海关大厦时,我都会想起许多旅行中遭逢的苦楚,也感受着社会的变化,并思考着这旅行与自由的问题。

在我脑子里,更常盘旋着孟子的声音:「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

若说旅游是以自由为其本质,则审美也是。

英国浪漫诗人科律芝,于一七九九年,偶读《波卡斯游记》,见其中有「忽必烈汗下令在此兴建一座宫殿,附有富丽的花园。于是此围墙圈起十里肥沃的土地」等语后,昏然睡去,梦中竟作成一长诗,醒来还历历在目,不下二、三百行。不幸忽有人来找,再想时,记忆就模糊了,勉强追怀,仅成五十四行,为一名作,叫〈忽必烈汗〉。诗中云忽必烈在上都兴建夏宫:

林园鲜美,小溪环绕,

芳香的树上绽开着花朵;

还有森林,与丘陵同样的老,

拥抱着阳光照耀的片片芳草。

此诗成于梦寐,依凭的,是想象和吃了鸦片的作用,故所述当然也只能当梦话看。忽必烈没有建过园林,中国的园林,也非西方宫殿附设花园的概念。而圈地十里以为苑囿,科律芝大概想以此极力形容其大。不知在中国,帝王苑囿实在都要比这个规模大得多。孟子说:「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梁惠王不过一诸侯,亦有园林方四十里,后世侈泰愈甚,园子又岂能小如科律芝所云乎?

科律芝若晚生一些年,来中国实地看看圆明园颐和园,保证会叹为观止,发现这些园子比他的梦中仙境还要美。

圆明园如今已成废墟,颐和园则尚存典型。可是国人游赏兹处,心情却是复杂的。不只可有科律芝般欣赏园林美景,艳称大汗功业的想象,也充满了咨嗟感伤。慨叹昔年若不如此豪奢,把钱用在国家建设上,国力也不致颓唐至此,让美丽的园子,成为耻辱的象征。

游颐和园时,尤易令人生此感慨。因为当时就是慈禧挪用了海军军费来修颐和园,才有甲午之败。

挪用军款以修颐和园,王照《德宗遗事》、罗惇曧《中日兵事始末纪》、沈瑜庆《中译日本帝国海事之危机》序、张荫麟《甲午战前之海军》都曾提及。据罗说,挪用了三千余万两,沈氏说用了二千余万两,数字都极大。军款既经如此挪用,当然会战败。

但挪用固属事实,海军可没有那么多钱。从光绪十一年海军衙门成立至二十年八月甲午战争,海军支出,每年也不过二百七十万左右。其收入,政府拨款约二百万,另有海防新捐二、三百万,以及十三年后鸦片加税给海军署的二百多万。收入相较,可四百余万。这些余钱并不全属海署,还要拨些给东三省练饷,因此「报效园工」绝不能多至二三千万两。

而且,海军其实本是有钱的单位,故其弊不在缺钱,而在钱未妥善花用,添购船炮。所以建军比日军早而舰只老旧,速度迟缓。加以提督丁汝昌不娴海军战术,又与教练英国人琅威理不睦。琅去职后,海军纪律废弛,总兵以下多携眷居住陆地;军队每巡南洋,皆相率淫赌于上海香港。不说别的,甲午大战起于八月,四月间海军大校阅,发射完炮弹后,就忘了补充弹药,八月打起来怎能不败?

也就是说,甲午海战之败,别有因素,把它推到建颐和园上,既简化了问题,也未必符合事实。

我国海军,始建于光绪六年。光绪十年即逢中法战争,南洋、福建两舰队大败,全灭了。所谓海军,仅剩北洋一支。

而所谓海军和山东浙江广东等地之水师,战力其实非常薄弱,往往连海盗都对付不了。甲午以前,如英法联军之役,导火线就是海盗。海盗混迹水手在英籍船上,被水师捕获,双方交涉起冲突而致衅。甲午之后,长江一带督抚仍因海盗猖獗,向德日诸国定造河内炮舰数艘,以为防剿。

可见国事麻乱至此,非仅一园之罪也;兵力渐衰,亦不仅是钱不够用的问题。

当然,天下事理复杂,不容易说得清楚,用「西太后挪用海军款项造颐和园」这么形象化的说辞,总括其要,确是个好办法。这个说法,藉园林之宏侈盛美,以状帝王之颟顸奢靡,大家是一听到就会信的。毕竟,国富民殷之世,王者起造园林,足以显其国力之壮盛,令人艳羡企慕,如科律芝之崇仰忽必烈汗那样,形诸梦寐。可是,国力已衰,起造林园就会让老百姓受不了了。海军战败而归咎于慈禧,即由于此一心理。

其实光绪初年,晋豫飢荒。朝士议论,已主张提拨海军军款以供赈灾。这就可见国力已衰了,必须动支军费才能赈济。亦可见动支海军款项早有成例。而如此动支,会不会影响兵力呢?当然会。当时南洋大臣沈葆桢就期期以为不可,致书李鸿章,说此举「必贻公异日之悔」。换言之,甲午之败,若与提拨海军军款有关,此次赈灾,恐怕才是主因。

可是用军款赈灾,老百姓不会批评,只会感谢。若移用军款以造园,情况就不同了。糜烂国事的结果可能相同,但公心与私利之分,仍是人民评价这件事的标准。

只有时移境异之后,评价的标准才会改变。例如审美的或历史的价值,现在就超越了那时的成败或公私之辨。

不论颐和园是否造成了甲午的败战,不论建颐和园是否只为了慈禧个人的享乐,在战乱与十年文革动荡中侥幸存留下来的颐和园,除了见证历史,显其历史意义之外,更风华绰约地显示其无与伦比的美。

没有昔年慈禧为一己之私糜耗国力以建此园,哪能有现在的美丽园林?美,往往是残酷的,非只帝王家如此。一场安史之乱,只成就了几卷杜甫诗,所以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语便工」,后人欣赏杜诗之美,竟要感谢那一场战争。

说此等话,近乎没有肺肝。因为战争中,生民涂炭,骨肉流离,其痛苦,不是战争以外的人说说风凉话便可以抹杀的。

这个道理,我也晓得。然而,历史的无情、美的残酷亦即在此。李延年唱的歌,说:「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张爱玲写〈倾城之恋〉,不也直说彷彿香港的倾陷,只为了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爱情么?为爱佳人,不惜倾城与倾国,论者当嘉其爱美之心,抑当痛其倾国之祸?

依审美的角度说,那就宁可倾国。因为「佳人难再得」,独一无二的美,非任何东西所能替代。

尤其是时序迁流,任何政权、任何王朝,终归都要倾灭。纵无佳人,纵无名园,也终不能久长。但倾覆的王朝,若能留下一座美丽的园林供人徜徉游息于其中,那也是不错的。林园之美,反而说明着大汗昔日的荣光,令人暂时忘却那早已是覆灭了的朝廷、扫入历史烟尘中的王权。

旅行的人,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去看古迹、游名园、摩挲宫阙,享受的都是这种审美的体悟。而审美的追寻,不正是自由的本质吗?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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