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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论史料的颠覆性

刘东:论史料的颠覆性

2020年05月08日 09:59:21
来源:明清史研究

本文作者刘东教授

摘要

通过对于两种“历史书写”的相对区分,本文尝试在人类实践的复杂过程中,来窥探在“前人活动”与“后人书写”间的微妙裂缝。如果说,所谓“历史二”代表了后人想要涂抹出历史“连续性”的努力,并且由此代表了一种具有主观性的话语力,那么,所谓“历史一”则代表了前人所顽强留下的史料遗迹,而且它作为一种“反权力”还在不断地挑战既有的史学话语。围绕着“历史一”与“历史二”之间复杂而吊诡的关系,可以看到历史学在当今所遭遇的危险与机遇。

关键词

历史一 ;历史二 ;反权力;颠覆性;史料学

一、历史的两种书写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是由人写下的”呢?

这句话只要稍微分解一下,就可以出现两种不同的含义;而其中的较为朴素的一种,是认为这“历史”既在指称人类的历史,那么,人类本身作为这个过程的主体,当然是靠着自己的主动行为,而勾画出了这个过程的轨迹。由此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写下”就不过是个方便的比喻,它意味着在迄今为止的时间中,由生命力的宣泄而留下了来自主体的刻痕。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由此派生出来的、稍许增加了复杂性的含义,它意味着人类对于自己留下的上述印迹,又生出了不够满足的警觉意识,以致又会去有意识地打磨它或掩饰它,使之变得清晰化或模糊化。只有在这一回,他们才真正算是在“书写”历史了,而且,他们也就是靠着这样的书写行为,才让过去的轨迹再被创造了一次。

照此说来,我们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轨迹,而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也不妨把它们称作“历史一”和“历史二”。不过,诸如此类的截然“二分法”,总难免显得机械、单调与割裂,所以我们跟着就必须补充说:上述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维度,从来都是既不可或缺的、又彼此互动的;也正因为这样,这两者之间又并非总是那么界限分明的。

甚至,受制于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上述那种可称为“历史一”和“历史二”的区分,又让人想起悬在康德头顶的那种既显得累赘、又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意味着,在一方面,我们还是要保留“历史一”的预设,否则所有的认识就都失去了来源、校准与证据,可在另一方面,就算这种历史学中的“物自体”确凿地存在着,我们自身作为文明历程的一个具体中间环节,也并无“理性直观”的能力去全面把握它。

由此想起,汉学家柯文的那本《历史三调》,竟是不大经得起推敲地指出,历史是通过“事件”“经历”和“神话”这三种形态,而分别和依次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然而,真正追根究底起来,在我们对于过往历史的阅读中,又哪有什么未曾经过主观描述的事件,哪有什么未曾经过神话的描述呢?在这个意义上,柯文所讲的有关义和团运动的“事件”本身,就很像是个历史学中的“物自体”了。

所以令人无奈的是,撇开那种朴素而执迷的“先验幻象”,我们必须充满警觉地意识到,尽管那个“历史一”也是人们创造的,可是一旦时间流逝了过去,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便只能接触到那个隔膜的“历史二”了。由此也便展开了这篇文章的脉络,因为我们一方面既可以说,前人对于史料的选择性或创造性编纂,当然也属于主动建构知识的人类意图;另一方面又可以说,针对这种被编纂出来并强加下来的“宿命”般的东西,后人却必须付出相应的努力来进行反抗,以便在智识上至少部分地重返“历史一”。

二、史学家的话语权力

沿着上面的话题,又可以把这种“历史一”说成是“实际历史”,而把这种“历史二”说成是“书写历史”。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那被理解为“裂缝”还是“弹性”,在“实际历史”和“书写历史”之间的差别,总是构成了人类历程中的一股很特别和很微妙的张力。

正因此才导致了,尽管“历史学家”或“史官”这类职业,算得上最早出现的社会分工了,然而他们不断宣告过完成的工作,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需要返工。无论如何,受制于上述两种历史维度的互动,人类任何有意识地“书写”出来的自身历史,从来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从来都无法处于稳定的状态。所以,即使人类的历程还部分地享有“连续性”,那“连续性”也要同时来自上述两种“历史”,尤其是来自这两种“历史”之间的相互牵制。

当然也可以说,我们由此才看到了人类的主动性。就像“学会了撒谎”在发生心理学中,并不意味着儿童的道德缺陷,反而会属于他们智力进展一样,尽管所有的生物都有它们自然的历史,却毕竟只有“晚期智人”这种动物,才会更加自觉和警惕地回顾自己的历史。而且,他们还相当自觉地,就叠加应用着这两种留下自身刻痕的行为,也即先在真实层面留下了历史的行为,后又在虚拟层面涂抹上历史的书写,来更加积极地规定着今后的方向。与此同时,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双重创造行为,他们才能作为超出个人生存瞬间的力量,影响到将要接续的未来历史发展。

中国传统的史官形象

只可惜,陷身于现代职业分工中的人们,即使正从事着专业的历史书写,也很难再像先贤那样自觉地意识到:那些专事描摹或修饰过往轨迹的人,在“形塑以往以图影响今后”的方面,从而在“勾连出过去与未来”的连续性上,并非只属于一些被圈养在高楼深院里的,百无一用的或可有可无的书生;正相反,他们从来都享有着历史的主动性,甚至默默垄断着对于人类社会的、令人生畏的巨大话语权。

当然也正因为这样,在代际公平的意义上,那些生于后世的、必然受到前人决定性影响的个人,也同样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作为一种平衡的主动性,也就是说,他们在必然有所继承的前提下,又必然希望去修正既定的历史轨迹,从而至少去部分地反抗前人为自己留下的这种“宿命”。进一步说,他们这种进行部分矫正的努力,也注定会在两种“历史”的维度上同时展开;而且,他们在“书写历史”方面付出的虚拟努力,也一定会去配合他们在“实际历史”中做出的现实努力。

在这个意义上,应当高瞻远瞩地意识到,尽管不能去亲身地返回到过去,去更改“历史一”中的实际进程,然而,这些同样禀有了主动精神的、因而同样掌握了话语权力的史学家,仍然可以通过对于“历史二”的涂抹与修正,来微妙地调整从古到今的轨迹,从而扭转和矫正这种轨迹的延伸方向。正因为这样,这种总是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的、对于历史导轨进行“扳道岔”的工作,绝不只是什么“茶杯里的风波”,倒可能演示着充满了戏剧化的“反权力”。

三、书写历史的崩塌

在汉语里,人们常把“危机”这个现代词汇,脱开其英文的对称“crisis”,分解成模棱两可的“危险+机遇”,或者是乐观主义的“危中有机”。

而从本文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本身的这种“危中之机”,也正体现在它的“历史一”和“历史二”之间。也就是说,如果“历史二”是在不断寻求去形塑“连续性”,那么,它曾经有意无意忽略过去的,潜藏或隐退于“历史一”中的某些细节,也总会透过纸面来不断地要求“断裂性”。于是,所谓“危险+机遇”就这样共时地发生了:那些曾经发生在“实际历史”中、却未被收纳进“书写历史”中的、曾被判定为无关宏旨或无非例外的偶然性,就既会体现为前辈史学家的“危险”,又会凸显为后代史学家的“机遇”。

再说到根子上,如今已然覆盖于整个地球表面的、当年全都走出于东非的这些“晚期智人”,他们本身就是既有“连续性”又有“断裂性”的。绝非巧合的是,在茫茫的人海中间,任何一个同心圆的向心圆点,或者任何一种支撑起认同的内核,都必然同某种宏大的历史叙事相联系,而又正是这种宏大又久远的故事,既回答了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也借机在“自我”和“他者”之间扎起了虚拟的篱笆。

英文版《荷马史诗》

在过去的文明进展里,任何这类同心圆的外向扩展,又都曾经表现为相应叙事的外向扩张。无论是中国早期的《尚书》,还是希腊早期的《荷马史诗》,乃至犹太早期的《圣经·旧约》,都是在以一种历史传说的形式,记载下相应的特定人群的来源与走向。而如此令人敬畏的、作为崇高经典的“历史二”,其内容又既是无可验证的,也超出了人们想要认识的边界。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根本不必等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时代,也根本不必等到印刷术的发达,而只需依靠着口耳相传的吟唱,人们就已经属于“想象的共同体”了。

然而,到了这个炽热而拥挤的全球化时代,人们才不无惊恐和意外地发现,这类叙事竟全都融化成泡沫了。更具体地说,一当各种自成一体的宏大叙事,突然排他性地拥到了同一个讲台上,各个文明之间也就彻底地相互解毒了,而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诸神之争”,也正是指这种彼此的颠覆与共同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已被过度夸张和滥用的所谓“多元”,也许便只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杂处了,并不能支撑作为其后缀的那个“主义”,因为不管人们的心胸有多么宽容——或许正因为它已是太过宽容——都不可能同时去相信若干个完备性的叙事。

于是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那类故事都还原样地存在着,可人们却早已失去了相信它们的心情,最多还能将其当成姑妄听之或聊备一格的传说。由此唯一能取而代之的,就只剩下达尔文意义上的生物进化论了,这种理论在当代人类的精神视野中,无疑是唯一听来尚且可信的、有关他们自身的历史叙事。只可惜,借用早年王国维的一句形容,这种听来仿佛有点“可信”的故事,却又实在是太不“可爱”了——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分析的,一旦把这种生物的科学径直地移入人文的领域,就一定会把它从文明的世界拖回原始的丛林。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在这方面,正如尼采早已敏感指出的:“如果科学的胜利意味着‘人的堕落’,如果启迪的光荣又意味着人的堕落,而前进再一次意味着人的堕落,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科学、启迪和前进的关心在谁的手里落下?这个世界是让我们做自己想要做的,这是一片弯曲自如的粘土的原野,在其中,像玩沙的小孩一样,我们可以修建自己的城堡并沉醉于自己的创造中。但是这些人在做什么?在建造他们的城堡中,他们变得越来越像水蚂蚁和甲虫。在布置他们的花园中,他们变得越来越像蛞蝓、蠕虫和蜈蚣。他们的喜悦,好像是去感受他们的渺小和被轻视。”

晚近以来,在向以“文明”自许的欧洲乃至英美,那些不绝于耳的、发生在原住民与移民之间的、玉石俱焚式的剧烈冲突,当然也可以在塞缪尔·亨廷顿的意义上,被说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如果在本文的论述脉络中,却也可被说成是“叙事与叙事”或“传说与传说”之间的冲突,而且还属于那种既在绝望之余的、又更加令人绝望的冲突。

尼采像

四、“历史二”的复合功能

那么,这些究竟在意味着什么呢?在本文的论述脉络里,它突出地意味着在受到严重挤压的全球场域中,率先受到了现代科学之洗牌的“历史一”,在本身不断地变形、扩充与重组之余,又正向各个文明的“历史二”发起了毁灭性的冲击。

的确,如果从历史写作的角度来看,当代人类的捉襟见肘之处正在于,一方面,如果人们对于自身历程的信念,从而他们所属的各共同体的向心力,仍要保守住其必不可少的相对稳定,那就仍然需要一个昔日那样的、交代性的故事;可另一方面,一旦那类故事被泡进了科学的溶剂中,就被还原成了更加纯粹的、赤裸裸的元素,徒然地构成了对于昔日生活的嘲讽,再也显不出昔日那样的文化功能了。但愿人们到这时至少还能恍然大悟:原来被科学无情洗刷掉的那些“附着物”,反而更加属于这类故事的精义所在。

可即使如此,人们还是须臾不可少离那样的故事,他们的这种心理并没有丝毫的“进化”。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合情而不合理地看到,作为昔日“书写历史”的替代物,出现了更加细碎、更加逼仄,功能也更加单一的民族主义话语。这类狗尾续貂式的替代性故事,仍在交代着人们所需的那种共同来源,只要他们主观上愿意去相信或不得不相信;可到头来,它们也只是对外划定了一条僵硬的边界,以此作为简单判明“善与恶”的粗陋标准,而在其他的文化功能上都已付诸阙如了。这样一来,我们甚至都不能以“原始丛林”来形容由此带来的倒退了——因为这些部落在科技手段上竟又都算是“进化”了,从而只能算是野蛮而可怜地住在“火药桶”上了。

刘东著《道术与天下》

姑以我们所居住的东亚地区为例吧。尽管“历史一”说到底只应有一个,或者“实际历史”按理说只应有一个,可由于筛选和组织史料的史学话语不同,就使得中国人和日本人、日本人和韩国人、韩国人和朝鲜人、大陆人和台湾人,统统有了各自不同的、而且相互抵触的“历史二”。甚至,即使在大陆人本身中间,由于社会的急剧转折和反复错位,也致使那些专门寻找历史裂缝的人,和仅仅满足于官修史书的人,又都沿着南辕北辙的路径依赖,只愿去相信或不信某一部分的史料,从而形成了大相径庭的“书写历史”,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不相让的亚部落。

从这个角度来回看,晚近风行起来的全球史写作,当然本是想要从全球化的广阔视野,再来整合已被局部化、狭窄化或碎片化的宏大叙事。在这个意义上,这篇文章也是在对刚刚过世的威廉·麦克尼尔教授表示敬意。不过即使如此,我还是要从哲学角度来进一步提醒,既然连他所从事的历史学专业本身,都已被现代科学冲刷得七零八落,那么,只靠人们现在所理解的这种干巴巴的历史学,便只能再接着达尔文来讲人类的故事,并不能独力去完成对于文明的修补。

让我就此再打个比方吧,此间的情况虽不完全相同,却也有点类似对于宗教的现代处置。一方面,当年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曾经决定性地拒斥了宗教式的思维,这一点至今仍有绝对的合理性,并不容许人们去简单地倒转历史的车轮。但另一方面,尽管宗教的思维本身没什么好处,既然它太过独断与排他,而且还正因为它的这种独断和排他,已在当代世界越来越走向反面,成了纷争与分裂的破坏根源,然而,曾经在宗教中被裹挟的很多东西,包括道德与艺术、社群与认同,那都是人类文明中的辉煌创造,也统统是人类社会的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不能把这些可爱的婴儿也一起倒掉。

威廉·麦克尼尔

与此不无相似,我曾在一篇论文里也曾经突出地提示了古代中国特有的“史教”,它说明了历史学至少在传统中国,是一种具有综合内容与复合功能的发明:“基于比较文学的警惕眼光,还确实不能把古代中国的史部文化,径直地等同于西方的history。——或许可以不太精确地说,在人类知识谱系的钟摆架上,‘史部’曾经在中国更靠近于人文一极,而history在西方曾经更靠近于科学一极?要不就干脆这么说,史部在传统中国的文化中,主要地还不是一个知识系统,而属于一个价值系统?”

只不过,这里又要再来软化那种刚性的“二分法”了。事实上,尽管中西之间确存在着相对的不同或分野,但只要我们都还属于同一种人类,都还需要那个向心运动的圆点,那么,我们由此建构起的任何历史叙事,就注定要属于复合型的和多层次的,它在交代出人们的来龙去脉的同时,也注定要包含着道德与艺术的成分,并注定要支撑起社群与认同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的当前危机便尖锐地表现在,由于科学发现及其手段的层出不穷,就使得曾被“写作历史”覆盖的“历史一”,又防不胜防地透过了以往史册的纸背,以各种新发现或未包含的史料的形式,在不断证伪着和解构着支撑过人文世界的“历史二”。

当然除此之外,更严重的危机还是表现于,也正是在现代科学的冲击下,就连历史学本身也被剥得光光,只被视作一种特殊形式的实证科学了。事实上,如果借助于柯文的前述说法,我们或者可以把起初的那种历史叙事,说成是既有“事实”基调、又有“神话”基调的。所以,如果我们还能记住维柯当年讲过的,“当人们追寻事物的本性时,最后他们发现,这根本无法做到,因为人在自身并不具有藉以构成事物的元素,而这本身又是出于其心灵的缺陷,即一切事物都在自身之外”,那么,在剥离掉了以往的“神话”或“人文”成分以后,我们就至少还应当生出相应的危机感,去思考就以这种“祛魅”后的科学历史,究竟如何保守住多少人类对于自身的认同感?

维柯著《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

五 、史料本身的颠覆性

再把笔锋掉转一个方向吧。正是鉴于在前文中揭示的、存在于“历史一”和“历史二”之间的张力,我才在本文的标题中预先就挑明了:其实史料本身也是具有颠覆性的。

一般人也许会误以为,既然历史的编纂属于主动的行为,那么,有待于被当事人或后来人编纂的史料,便只能是消极被动的、干等着被归纳的静物。比如,胡适在介绍詹姆士时的一番信口发挥——“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就很典型地代表了对于史料的这种误解。

然而在事实上,史料偏偏没有那么安分服从,也没有那么百依百顺,相反倒是包含着相当的颠覆性;而且从其本性上说,史料的这种潜在的颠覆性,又是来自历史学本身的二重性。也就是说,这种对于往事的、带有很高技巧的记述形式,就其最本源的表现形态而言,是既包含着回忆,也包含着想象;既包含着事实,也包含着神话;既包含着科学,又包含着人文;从而,它既属于一种知识的事业,又属于一种权力的表征。

詹姆士

正因为这样,在一方面,受前一组因素的决定性影响,无论对于哪一代史学家而言,既要把历史叙事雄辩地写出来,就必须倚靠史料或文献的后援支持;哪怕他再是一位胆识过人、情感丰富、动机自觉的学者,都必须去小心地阅读、甄选和组织文献资料,那正是收敛其想象力风筝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根牵线。也正因为这样,还是受前一组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历史家的工作才会被说成是“说有易,说无难”,因为他们那种带有归纳性质的工作,最怕的就是还有“黑天鹅”等在后边,而只要有一条未曾读到的、作为例外的史料,就会让自己多年的苦心营造于一夜之间崩塌。

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应当痛苦地体认,无论前辈的史学家怎样去竭尽全力,又正由于他们还必须同时伸张自身的主体性,就终会使在他们书写出来的历史跟这种历史建基于其上的史料之间,很难达致完全的贴合与统一。也正因为这样,一旦后起的史学家也想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也同样具有自成一家的企图心,而且也同样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他们就势必要寻找这中间的张力与裂缝,从而利用被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史料,去撬动以往生成的“历史二”或“书写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活跃的史料视作地表下的流沙,它们的恒久运动使得建成的地基总是很难稳固,使得以往的史学权威不可能无懈可击。

《胡适文集》

由此,如果容许我再打一个比方,那么这种带有颠覆性的史料,倒是有点像是卡尔·马克思笔下的、相对于上层建筑而恒久变动的生产力要素。首先,由于各种求真活动的不断揭示——既包括考古学的发掘工作,也包括人类基因的排序工作——就使得史料的出现总是层出不穷,从而总会突破以往执信的自我解释。其次,又由于各种新兴学科的不断创立——既包括人类学的民族志,也包括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就使得历史学的书写方法也总在花样翻新,从而总会在新的框架下去发觉以往视而不见的史料。

再加上,正如我们在前边已经述及的,由于全球化的背景日益凸显,就导致从以往的文明边界处,涌入了堪称海量的历史学读物——既包括个人根本无法学完的外语,也包括用它们写成的、毕生也无法读完的史籍——而且,它们还日益显出了以往未曾意识到的重要性,从而强烈提示着一个前此未知的世界,这就更是把历史学家们给彻底地淹没了。在这个意义上,以往司马迁的那种“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抱负,相对于区区数十年的学术生涯而言,就几乎成了不可企及的虚渺目标,所以,人们在写作时匆匆忙忙的“成一家之言”,也就变成了姑妄言之的无奈举动。

卡尔·马克思

六、记忆的反权力转向

进一步说,史料的颠覆性还更其表现在,由于参与意识的普遍增强,由于统治合法性的衰落,由于识字率的普遍提高,由于传播媒介的日益便捷,也由于平均寿命的大幅增加,对于史料的有意识留存和大规模写作,又构成了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很特别的“反权力”形式。

分析起来,历史的写作还应当分为两种形式,其中一种属于历史研究的写作,另一种则属于历史史料的写作,对于前一种可以专业地称作“历史学”,而对于后一种则可以姑且称为“历史”。不过,以往由于对于“可翻译性”的太过迷信,就使人们把传统中国的“史部”,直接对译成了普泛化的history,大体上顾不上再进行更细的区分了。由此一来,也就使得社会中的任何个人,不管他们原本从事何种专门的职业,也不管有没有历史学的训练和技艺,都有可能突然就去动笔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书写史料或文献。

平心而论,他们这样做也是有相当理由的。可怕的德国纳粹原有一句雄辩的名言,说是历史只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这话在中文里也有它的对应物,即所谓的“成者王侯,败者贼”,或者“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凡此种种,当然都要归咎于由米歇尔·福柯所揭示的在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对应关系。不过,与此针锋相对的是,那些在“历史一”中的无权者或失意者,尽管并不掌握去正式撰写“历史二”的权力或训练,可眼下偏偏也越来越倾向于,利用自己的余年来倔强地书写史料,从而给官修的历史留下各种漏洞、缝隙与反例,再留待今后的史学家们来进行挑战与抗争。

米歇尔·福柯

毫无疑问,他们在自觉这样做的时候,也是有意识地要选择自己所指望的、作为“历史一”的“历史”,或曰自己所希望的、作为“历史趋势”的“历史”。也就是说,他们几近绝望、却又不无指望地相信着,那个终将顽强留存下来的“历史一”,终究会颠覆掉现有的、带有过多人为作伪痕迹的“历史二”,并由此赋予今后的发展以相应的扭矩,从而改变子孙后代的未来生活轨迹。于是,这些现实历史中的可怜的弱者,也就把一线希望寄托在这些史料之上,指望它们终将展现出历史的辩证法,帮助自己去跟那些强者们互换位置,并解构掉他们强加给历史的有害影响。

也正因为这样,我才在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综述了当代中国的“老年人写作”现象:“一方面应当客观地看到,一旦进入了这样的写作阶段,其生命的感受还真是充满悲凉。也就是说,正因为对于身边发生的一切,包括对于某些错误的改正,对于某些冤屈的平反,都不能在有生之年来指望,才只好把它留给了身后的历史,以寄托内心一丝微茫的希望。但另一方面又应转念看到,只要还在进行自主的写作,就仍然掌控着某种自由。也就是说,正是凭借着这种特殊的人类活动,无论是弱者去乞援于公论,还是失败者想要进行辩解,只要人们郑重地摊开了稿纸,而把思绪伸进了历史的维度,就仿佛就回到了平等的起点上,那些曾经‘一朝权在手’的权贵,那些张口闭口‘一万年’的草莽,其实也并不占有多大的优势,尽管在他们尚未撒手的那个凡间,一向都只把‘胜利者的语言’当作语言。”

我还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由高速增长带来的消费主义,已使得满眼只剩下物质欲望的人们,特别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年轻人,只是盯紧了充满了享乐机会的、灯红酒绿的市场,很少有时间再去回顾和展望历史了。不过,也正因为这样,反而给了中国的老年人一个罕见的创造机会:“等到后人检阅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产品时,他们会意外地、甚至不解地发现,居然偏偏是这些良心未泯的老年人,在拼尽了他们最后的心力,拿出了根本不在意生死的勇气,代替那些本该挑起大梁的人们,去秉笔直书和打破沉默,使当代的写作尚不至完全流于空白。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生命后期的这种写作活动,相对而言,也就更加靠近写作的本质,更加富于生命的紧迫感,也更加富于历史感和道义感。”

消费主义时代:我消费,所以我存在

当然,尽管未必都要到了衰年才来完成,不过这种挖掘和唤醒史料的普遍倾向,也同样并非为当代的中国所独有,而且,它也是同样对准了话语背后的权力。比如,正如彭刚所转述的,伴随着宏大叙事的后现代解体,在整个世界史学界都出现了“记忆的转向”:“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立场看来,这种伴随着民族国家一同兴起并且以为民族国家进行辩护为自身宗旨的史学,已然成了一种压制(女性、被殖民族群、边缘群体等的)工具。大写的、单一的历史凌驾于多元的历史之上(History trumped ‘histories’),男性、国家、西方、理性、客观性,在前者中居于支配性的地位。与此相应,女性、地方性、被殖民者、非理性、边缘群体、主观性等因素,就受到压制,成了在大写历史中被驱逐或者边缘化的因素。由于记忆仿佛天然就与后一类因素更具有亲和性,在大写的历史被复数形态的各种小写历史所替代的同时,历史记忆也就越来越成为历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所关注的对象。”

同样还可以读到,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也平行地指出,在这种由活跃的史料所代表的、被压迫者们向着压迫者的殊死反抗中,那些曾被深埋不露的、甚至几乎已不存在的“记忆”,是怎样又重返当代历史学之中心的:“历史传奇的复兴、个性化文献的复兴、文学中历史剧的兴起、口述史的成功,如果不把它们看作虚弱的想象力的替代品,还能怎样解释呢?那些沉淀着、凝固着、表现着的,已从我们集体记忆中枯竭的资源的场所,其意义也在于这种意识。历史,是一个失去了深刻性的时代的深邃所在,一个没有真正的传奇的时代的真实的传奇。记忆被推到历史的中心:这是文学辉煌的葬礼。”

只不过,说到这里还要再次提醒一句,毕竟在“历史一”和“历史二”之间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截然和清爽。所以,这些“记忆”或“回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当成“实际历史”,而在多大程度上又同样属于“书写历史”,这也是需要我们时刻予以甄别的。

皮埃尔·诺拉著《记忆之场》

七、历史学蜕化为史料学

正因为这样,紧接着我又要再来指出的是,正由于史料的这种大规模涌现,由于“记忆”的这种普遍性复活,反而使当前史学界的潜在危机之一,又表现在尽管已在较为自觉地检讨“历史书写”的方式了,却未能警醒地同时意识到这种书写所要处理的史料本身的“双刃性”。

吊诡的是,恰由于当前史料写作的“民主化”,无论“贤与不肖”皆可操笔为之,反使得它的大规模留存与传播,必然表现为众声喧哗的和泥沙俱下的。正因此,尽管同样是在进行“反权力”的抗争,但如果是由康有为和梁启超来挑战西太后,或是由索尔仁尼琴和肖斯塔科维奇来挑战斯大林,那么,这种回忆录所带给我们的阅读反应,肯定就会不同于阅读陈伯达所写的“记忆”。而更有甚者,由于根据现有的纪律,一般退休干部均不得擅自撰写回忆录,反而造成了沦为阶下囚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竟然专美地大卖于香港的书市,从而在无从全面了解“文革”的年轻人那里,莫名地造成了对于他们口中的“林总”的好感,这就益发造成了令人忧虑的无知和误解。

正因为这样,任何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都不得不谨慎地对待这类回忆录,尽管这的确意味着一些“历史二”的裂缝与漏洞,然而它们由此所带来的颠覆,有时候反而更令人困惑和沮丧。也就是说,尽管每一条新颖史料的发现,都会令人充满了兴奋与好奇,然而,一旦把这些发现全都给叠加起来,带给人的感受却往往刚好相反。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说到底恐怕还是因为,当前这种受到了剥离的历史学,已经只把自身认同于科学的认识,而忘记或否定了自身的人文属性。事实上,也正是出于这种科学主义的态度,胡适才会只看重历史学的实证性,竟至于曾经不分青红皂白地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正由于史料本身的颠覆性,反使得历史学本身也遭到了颠覆,干脆在某种程度上蜕化成了史料学。

索尔仁尼琴

比如,在如此汹涌的现代大潮的裹挟下,人们当然很容易辨识出,在中国的现代历史学家中,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应当属于名副其实的“疑古派”,自然也就是相当自觉的科学派;然而,他们却未必能更深入地看到,实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信古派”,也同样是受到了外来史学的影响,而更加突出史料本身的决定意义,从而也同样在标示着史学的现代转型。既然如此,眼下就让我们从这个新的角度,重温一下他当年向清华研究院发表的讲演吧: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及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一般人总是倾向于以为,既然这里讨论的仍是“信古派”,那么,这种对于新材料的敏锐看重,总会应当具有相当的建构性。但此刻在我看来,这也同时隐藏着相应的颠覆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史料的出现总带有某种偶然性,而且只要没有上帝去事先担保,其分布也注定不会均匀与平衡,所以,一旦人们表现出这样的心态,只要在哪方面突然蹦出了史料,就掉头不顾地只去搞这个方面,其治史的眼界就必然会受到局限和歪曲。另一方面,相对于史学界的整体配置而言,热点总是相对于被忽视的冰点来讲的,热闹也总是相对于冷漠而言的,所以,一旦一窝蜂地只去追逐某些热点,而忘却了这些热点的广阔文化背景,就势必会相应地造成关注面的偏颇与失衡。

王国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雅各布·布克哈特当年讲过的一段话,就很值得当代人去反复品味,因为那大概正是他能够成为史学大家的要津:“在学术界,一个人只能在某一个特殊领域成为行家,也就是专家,在某些领域他应该成为一位专家。但是如果他还没有丧失一种概观全局的能力的话,或者即使是从他自身的角度进行普遍的概括,那么,至少就其本人来说,他还是应该尽可能地成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提高其自身的知识水平,丰富其看问题的角度。否则,他就会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外一无所知,像是一个没有开化的野蛮人。”

事实上,如果不是已把历史学视同于现代科学,而斤斤于史学家的“创新性”发现,并以此作为“论功行赏”的基本根据,那么,这种对于新出史料的热门追逐,就算可以在短时间内以突进的形式,从而对于作为集体文化事业的历史学,在某个局部上推动它的知识增长,可终究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却难保它在大局观上的渊博通见。更不要说,相对于“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传统襟抱而言,这种毫无古风可言、倒是充满匠气的治史态度,对于从事史学研究的个人来说,更是终究会有碍于其心智拓展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合情合理地看到,其实真正更看得起自己的、也是更加具有大家风范的史学家,恰恰不会过于在意偶出的史料,至少不会把全部的学术命运都赌上去。

雅各布·布克哈特

当然,王国维在这方面可以算是罕见的例外,因为无论是他的才具、器识与格调,他早年沉浸西学时所拓展的心智,他不断去旁及别种学科的浓烈求知欲,以及他所享有的千载难逢的个人机遇,都是那些步其后尘的仿效者所无法比拟的。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肯定他的高度成就的同时,也不必讳言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它如今已经致使人们普遍地相信,只要能有“一招鲜”便足以“吃遍天”,哪怕自己在其他方面所知甚少,哪怕自己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史识,甚至哪怕在人格方面根本就残缺不全。在这里,为了更鲜明地反衬出这种变化,我们应该再重温一段针锋相对的、来自钱穆的文字:

中国自古亦即有所谓专家畴人之学,如天文历法算术医药之类,此皆近代谓属于自然科学方面者,此等诸学,每易使人隐于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故中国古人传统,每若对此等诸学较近忽视。实非忽视,乃求矫人之专一于此等诸学,各不相通,而易起其他之流弊。即如孔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亦莫不然。一若此诸艺皆独立在人之外,人乃从而学之,此则学为主而人为从,乃为孔子所深戒……故孔子教人学六艺,乃必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与道不同。苟徒知游于艺以为学,将使人没于艺,而终必背于道。

令人嗟呀的是,跟人们以往所追求的这种“通才”不同,如今把历史学当作一门创新“职业”的人,他们跨进此门就是要来“重讲”历史的,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了“重讲”的必要和门径。并且,这种“重讲”的任务能不能完成,关键就在于能否有抓到新的“史料”,这关系到他们的学术声誉与职业前途,关系到他们的职称评定和身家性命,而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究竟能从中获得怎样的人格发育,他们就觉得统统都管不着了,甚至就连这些重被讲述的故事,到底联系在一起会意味着什么,他们也觉得统统都已管不着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那点可怜的史学风格,就完全被“史料”所占有和左右了。

钱穆

而如果针对这种情况,再来对比一下张载当年的说法,会觉得那简直就是对着当今之弊而讲的:“既学而先有以功业为意者,于学便相害。既有意,必穿凿创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功业为事,是代大匠斫,希有不伤手也。”此外,那些斤斤于“学术创新”的后进们,也可以再听听张载的另一段话:“学未至而好语变者,必知终有患。盖变不可轻议。若骤然语变,则知操术已不正。”

张载像

由此也就造成了,以前在阅读学生的学位论文时,一旦看到事无巨细的文献综述,会觉得这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因而至少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可如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什么把戏,因为新一代的学者都钻到了数据库中,并且把广泛的自由阅读变成了刻意的专题查找。由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尽管眼下指导的很多博士研究生,并不能自行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但只要你帮他们提出了这种问题,他们就能快速地通过电脑检索,铺叙出既汗牛充栋又让人昏昏欲睡的相关研究。而且,这看来也并不只是中国的“地方病”,比如身在美国大学的同事戴沙迪,也为我们提供了下面这种有趣的描述:

对某一个数据库进行搜索,就好像物理学家运用回旋加速器,把搜索的词汇、句子往数据库里一输,然后仔细观察数据库如何反应,会反馈出什么样的信息,文本也被当成了反复搜索的标的。那么,运用回旋加速器的物理学家,或者用粉碎机的化学家,跟用传统的阅读方式的人文专家,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区别?而阅读跟搜索又有何不同?主要区别很可能在存在于阅读过程的历史性中。

戴沙迪文选于刘东编《中国学术》

八、史学家还剩下什么

前不久,在棋手李世石和电脑“阿法狗”之间所发生的、几乎剥离了这些智人最后一点面子的“人机大战”,让我们不得不充满忧虑地想到,沿着前述那种就像“加速器”一样的混搅式方式,历史学不久以后大概就会从选题与书写,都发展到主要由机器本身来代笔完成了?而且,鉴于这种写作方式的“速成”效应,它就肯定会在统计数目上显得好看,从而肯定会受到技术官僚的特别青睐,也肯定会被鼓励为新一代人的流行学风。

可无论如何,机器的问题却先天不足地表现在,它本身并没有实际的人类经验,从而也不会像实践中的人类那样,哪怕是带有偏向性地提出问题,和哪怕是带有局限性地进行思考。这就更加促使我们从反面领悟出,其实在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最要紧的还应当在于我们的主体性,在于我们从生活的实践中体悟出的、因而理应对人类带来教益的鲜活经验。也正因为这样,无论史料的获取变得如何容易,都不能用来取代史学家们自己的思想;恰恰相反,正因为对于史料的检索已变得轻而易举,而且再去云山雾罩、不厌其详地罗列史料,也不会有钱锺书式的炫技效应了,就反而使得历史学的写作本身,更加凸显了和呼唤着高度的思想性与技巧性。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已把“经史子集”这种四部的学识,对接成了“文史哲”这种西式的分工,就使得当下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往往判然二分地去把历史归于历史,而把思想归于思想,似乎两者可以总是“井水不犯河水”;甚至,就连号称在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也误以为只需罗列出思想的“史料”,也就是说,只让过去的思想家们去思想,而自己则只需再编排他们的思想,就已算得上厚重的思想史著作了。他们甚至都未曾意识到,其实在相当关键的、带有决定性的意义上,历史学本身就应当属于思想史,而缺乏思想力度与价值关切的历史编纂,则只能算是不知所云的“断烂朝报”。

李世石VSAlphaGo

可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更应当旗帜鲜明地指出,一方面,在进行历史书写的过程中,当然应当怀有相应的“求真意志”,否则的话,就难免会流于胡适的工具主义,误以为史料可以任由史学家去装扮;但另一方面,又不能由此就把历史学的工作,单纯地视作“求真意志”的贯彻,或简单地视作“历史实证主义”的实施,否则,就反而会被淹没在浩瀚史料的迷宫之中。或者,换句更简明的话来说:一方面,为了接引和汲取过去的人类经验,我们当然需要借助于档案材料来思想;但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充满警觉地意识到,档案材料本身却并不会思想,而且它越是海量地沉淀与堆积,就越有可能淹没我们自身的思想。

正因为这样,我们就还应充分地意识到、并慨然地领受另一个要点,那就是历史学家本身作为有限的“此在”,必然会遭遇歌德《浮士德》第一幕的“知识悲剧”,或者必然会遭遇庄子在其著作中所讲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任何立志于历史书写的个人来说,尽管他理应发愿去尽其所能地进行搜罗,然而史料本身又终究是不可穷尽的;甚至,如果一门心思只想去做到竭泽而渔,反而会消磨“求真意志”和化解“解释冲动”。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只有坦然地接受这样的矛盾,即在一方面,人类的生命历程乃是历史性和过程性的,并且正由此我们才对历史过程充满了好奇,甚至创造出被称作“历史”的学问来进行追索;可在另一方面,又正因为个体的生命本身恰是历史性的,所以我们作为个人又并不具备相应的时间,去充分和全盘把握住生命进程的展开。

那么,在如此“实话实说”了之后,既是面临着根本“不可完成”的任务,历史学家们最终还能剩下什么呢?他们世代相传的工作使命,是否只能意味着铩羽而归和屡战屡北呢?那也未必如此,因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仍有可能于“绝处逢生”,只要他们能从中把握住高度的平衡,也即在一方面,历史学家们作为个体,永远要做好心理准备来迎接历史的挑战,并且慷慨悲壮地接受生命的有限性;而在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们作为集体,又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本身也是创造历史的手段,只要他们能够接续地工作而不稍中断。

浮士德

可以再来回顾一段相应的文字。钱穆在他《国史新论》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就指出了其治史之宗旨,即“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中必当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而正因为意识到了这种机运与责任,这位作者才“窃不自揆,常望能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与较窃情实之考查”。不过,即使在这种“危与机并存”的背景下,作者却也未忘记所谓“过犹不及”的平衡感,即在一个方面,要竭尽所能地去逼近真实,“根据以往史实,平心作客观之寻求,绝不愿为一时某一运动某一势力之方便而歪曲事实,迁就当前。如是学术始可以独立,而知识始有真实之价值与效用”;而在另一个方面,又应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和宽宏大度地期待后进,“至于语语有本,事事着实,以史籍浩瀚,囊括匪易,尚祈读者恕其疏失,匡其未逮。循此而往,中国历史必有重建光明之一日,而国运重新,亦将于此乎赖”。这才是一位大史学家所应秉持的、真正具有历史感觉的态度!

再返回到我开头讨论过的孔子。这位虽然并非“专业”、却又最为正宗的中国史学家,一旦从失利的政治实践中急流勇退下来,就转而进行了别有用心的历史编纂,而且就在这中间表达了自己的道德关切,并由此发挥出了影响深远的、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中无与伦比的主动性。正如我在第一次讲演中所指出的:“尽管中国并无宗教式的精神形态,但正由于‘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史学才使得人们对于身后,也有了同样的关怀和惕惧。——而中国式的、具有人格品格的伦理道德,很大程度上就附丽于此。”

接下来,也正是沿着孔子开出的书写历史的路向,也即“人们记述、提醒和评论往事的基本目的,不可动摇地在于修正和扳回此后的历史轨迹,使之逐渐返回到那个足以产生‘思无邪’的《诗经》的淳厚年代,这也就是所谓有着‘王者之迹’的‘三代’”,中国的史学才在宋代走向了它的另一波高峰。而再接下来,更加不可忘记的是,又正如其弟子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中所准确地追述的,史学家陈寅恪也并非如俗常所见到的那样,只是从学术功力上发扬着乾嘉的考据之学,而是从精神底蕴中延续了宋代史学的传统。也就是说,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只以所谓掌握外语的繁多、或掌握史料的丰富来总结陈寅恪,那就注定会是不识庐山而买椟还珠的;而且,如果不能从中看到陈寅恪的价值关怀,而仅仅把他所完成的历史书写,拆散成一个个零散的实证论述,那么作为史学大家的陈寅恪,也就根本就不复存在了。

钱穆著《国史新论》

至此就让我们来最后总结一下。一方面,在由“历史一”和“历史二”所构成的微妙张力中,来自任何历史时段之任何历史主体的努力,都构成了决定当下历史趋向的因素之一,这让我们至少有点感到欣慰。惟其可惜的是,此种伟业一旦分摊到单独的个体那里,任何单独个人的努力又只能是“之一中的之一”,而由此也就逻辑地决定了,虽则谁都想要去影响他此身所属的历史,可到头来,谁也不能做出最终或完全的决定。甚至,就算他们之间也构成了某种“合力”,这种由无数散点所构成的不规则的“矩阵”,也并不能排列成恩格斯所讲的“平行四边形”,因为那种理想的图形,实则暗含着某种想当然的“力矩”,而那“力矩”又贴合着某种独断的历史决定论,或者隐含着当时已不好意思明说的神意。

但另一方面,既然已对这种神意进行了缺省处理,那么,任何个人所进行的历史书写——不管它属于“历史一”还是“历史二”——都不如说是他对于个人宿命的某种反抗,而我们至少也可以说,他的生命就表现在这种昂扬的姿态中。由这种反抗的行为或姿态所造成的、哪怕是相当细微的对于既定历史的修正,都属于正常历史主体的天然祈求,这是因为任何这样的、现实生存过的历史主体,又都是实实在在的道德主体,他们对于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总会由衷地发出自己的道德判断,而对于将要发生的未来历史趋势,也总要情不自禁地想要进行符合道德的修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曾经多次和反复地提出,尽管过去的历史是会犯下错误、乃至滔天大罪的,然而我们心中的伦理原则却不会犯错,它还可以作为一种永恒的动机来校准历史。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书写也就因为满含着希望与想象,而转变为“历史的美学”或“历史的诗学”,而这些来自人文世界的珍贵祈求,也正是历史学家们至少还能剩下的。由此可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条活路,就必然是也去继续发扬历史学的人文性质,发挥它的道德关怀与诗意想象,从而让过去的历史充满了惨痛的教益,也让今后的历史充满了微茫的希望。当然,除此之外也还有另一条路,那就是仍然让科学去继续取代人文,让“历史一”去继续覆盖“历史二”,让机器去继续代替我们去写作,让偶出的零碎史料去继续驱逐激越的想象,从而让历史学去更加沦为一门过了时的、无足轻重的手艺,只不过,这显然是一条已经走不下去了的死路。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作者:刘东,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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